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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竹山湾，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山，但只要走出家门，入目的便是一串串的小山头，青翠地环绕着同样青绿的田野。
人类与森林天生就是近亲，我的眼里，除了人，最多的便是满山的树木，主要便是松树和竹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品种，说不上名贵，但确实很耐用。
松树的枝和叶，是我们农家最主要的柴火来源。
松枝是大柴火，一年里，生产队都安排两次砍树，或者整枝，大人们捆成很大的一捆担回家，放到唇前屋后，靠墙壁晾上两三个月，干透了便是冬天烤火的好材料，碰上来客的时候，为了赶时间，也会烧上一两回。
松叶是小柴火，收集它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它会像人的头发一样，不时的因干枯而掉下来，我们就用叶扒去山上来回地犁，慢慢把一根根细小的松叶扒到一起，再挑回家备用。
为了扒松叶，我们经常在叶扒靠近扒齿的杆上挂上一些石块、砖头之类的重物，这样只要拖着叶扒走，就能轻松地将散落在草丛中的松叶扒到一堆来。
到了初秋季节，高高的松树上有很多松叶开始泛黄，但大风还没有刮起来，叶梗也没有干透，很少有自动落到地上草丛中的。我便会选择一棵较大的松树，嗖嗖地爬上去，或者用手使劲地摇晃那些松校，或者干脆用小手把那些松叶一把一把地捋下来，一般来说，只要爬四五棵大树就能收集到一篮子松叶。
竹山湾，据说竹子是比松树还要多的，但经过“大炼钢铁”之后，只剩下房前屋后还有一些，家里要是用得多了，还要到更远的大山里去砍。
我们使用竹子的地方特别多：
劳动所用的箩筐、晒席、畚箕甚至尿桶纽子等，都是竹子制作的;生活所用的筷子、水勺、米筒、鱼篓、猪菜篮子、叶扒等，还有下屋场前面堂屋里那台老旧的碾子，其主要部件都是竹做的。
我偶尔还会用竹子做成简易的鱼竿，到院子前的藕塘里去钓鱼；叔叔们用来抓鱼捕鱼的用具，基本上都是竹做的;那些十多岁的年轻长辈，有时候会做一两个竹哨出来，让全院子的小孩都围着转;至于制作一些竹弓箭、竹水枪之类，虽然外表粗糙，往往使用一两天便会散架或者不见踪影，大家都乐此不疲。
我们院子里，大人们更是在“竹山”里长大的，虽然没有一个专门走家串户的篾匠，却很少请匠人师傅来制作竹用具，如果十岁的时候还不能破篾织篮子，大家都会看不起的。
我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篾活，但只要起一个头，也是“能把篮子编到天上去”的，因此才能自豪地说：我是竹山湾的人。
伴随我成长的，除了奶奶“爬树莫爬尖尖树”的告诫，还有四棵经常呆在一起的大树：
我们的“母亲树”桂花树，就生长在龙氏祠堂旁边，解放后办起了桂花小学。我五年的小学生涯里，它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在八九月的时候，还会散发出笼罩整个院子的芳香，却从不曾对我们这些孩子说过一句话，哪怕我们这些顽皮的男孩一伙伙爬上去，在树枝上荡秋千，或者用石头土块攻击隐藏在枝叶间的“敌人”，它也不曾有过半句呻吟。奇怪的是，桂花小学办校几十年，它送走的小孩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以上，却从没有出现孩子从树上摔下受伤了，或者在桂花树下跌破了皮之类的事故的。
老一辈的人都说，它是“神树”，护佑着整个龙氏宗族。从年岁上讲，它比我爷爷的爷爷还要大，可它一直不见苍老，龙氏祠堂兴旺的时候，它不曾老，桂花小学大办的时候，它也不曾老。直到二十一世纪，它才渐渐地露出了老态：桂花小学也慢慢被边缘化，先是只办四个年级，慢慢只剩下每年级一个班，直到只有十来个学生；这棵桂花树，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被雷轰去了一半，从此佝偻着身影，支撑着日渐稀疏的枝叶，倔强地发出淡淡的芳香。
有一对母子梓树，就长在我们老屋的正后方，爬上一个二三十米的缓坡，有一片几亩地的小树林，正是因为林子小，才显得这母子俩是那样的鹤立鸡群。我问过爷爷，他说，在五八年大练钢铁之前，后山上高大的树太多了，谁也不知道它俩是啥时候长出来的。
我对这两棵母子树记忆深刻，是因为它们陪伴了我整个童年时代，它们是“小后山”最高大的树木，我的身体稍稍长大一点，几乎每天都要去爬上一爬，有时爬的是母亲，有时爬的是孩子。
梓树不同于松树，它的树干笔直光滑，中间没有什么枝桠可供借力，因此爬起来要比松树艰难很多倍，再加上它们年岁也不是很高，树皮还没有风化，我开始试图征服它们的时候，怎么也没能爬到顶点，有次还因手没有抓稳而重重地摔了一跤，妈妈有段时间曾禁止我再去攀爬。可孩子们的心怎么能够管得住，妈妈每天要去生产队挣工分，奶奶几乎是放任我满山跑，只要我不去水塘边，他们大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以什么方式，这对母子悄悄地从那片林子里消失了。几十年后，我家老屋后面已经再没有林子了，母子树所在的那个地方，贯穿了一条村级水泥公路。其实，少年以后的我，就不曾见过它们。
在老屋右后角上，还有一棵高大茂密的稠树，它的年岁应该长于那对梓树母子，它的树皮已经有点老化和开裂了。
由于枝叶茂密，老稠树上有一个巨大的喜鹊窝，经常从树枝中间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在我三四岁时，一个秋天的下午，一班少年人聚在了树下，这些十多岁的兄弟叔侄们，说要把这个窝摘下来做柴火，特别跃跃欲试的，有上屋场二伯、三伯各自的二儿子，喊我“老辈爷”的明佬佬，我的晚叔也在场，只是他一向胆小老实，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争着往树边抢位置;我们年幼一班的，也有四五个围在树脚下的外面一圈看热闹。
第一个尝试的是明佬佬，他的身材有点胖，才爬了三五下就动不了，尝试了两次，没有办法只能站到外圈来;
上屋场二伯的二儿子马上占到了树干，他爬了好几次，每次都在近三分之一处败了下来，那地方有一个突起的枝节，手脚不能同时用力，他试了几次都没突破这个难关。有一次，眼看着他双手抓住了上面的树干，双脚圈住下面的树干猛地一蹬，“咔”的一声，人没爬上去，还把裤腰带挣断了。他马上搓了一根长长的草绳，在腰间扎了两圈，往手心吐了两口唾沫，抓住树干继续冲锋，但草绳也不管用，在突起的部位一用力，还是断了。
最后爬上去的是上层场三伯的二儿子，托三伯在煤矿吃“国家粮”的福，他系了一根时尚的黄帆布腰带，只经过两次尝试，便爬上这棵大家都只能仰望的大碉树。
在树枝的中间，隐约能看到堂兄飞快地攀爬，停在一个巨大的黑影处，用力推揉着，将整个喜鹊窝扒拉了下来，一两尺长的大小树枝，不断地往下掉，足足用畚箕装了两大担，而且都堆砌到了顶部的“嗓子眼”上。
此后多年，这棵稠树挺过了烟熏火烤（有次孩子们玩耍，曾把树下的草堆点着了），却挺不过社员们的刀斧相加，在我读高中的时候，院子里的人把它砍倒，锯成板子分给了各家，我家也得了几块，请木匠师傅打造了四条红木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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