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我就和醫學結了緣。
兒童時代靠山吃山,爺爺奶奶和父母便教會了我一些簡單的藥草知識:有些可以摘取下來賣到供銷社去換點零用錢,如後山偶爾會出現的麥冬、淡竹葉、葛根之類;有些可以治皮膚擦傷、小刀割傷之類的小損傷,如比較難找的三七和遍地都是的大薊(我們叫它毛芥菜);還有些則是專治蛇咬傷的,由於山區蛇蟲比較多,父母幾乎都會教孩子幾種可以用來急救的蛇藥,我得天獨厚,爸爸在更深遠的山區綏寧工作,結識了一些草藥郎中,教了我一些其他孩子接觸不到的東西,像白花蛇舌草、七葉一枝花就是。
快小學畢業的時候,媽媽擔任了大隊的赤腳醫生,我接觸和了解的醫學知識更多了:每年秋天她會帶上我去五六里外的大山深處收集一些常用的草藥,那裡緊鄰水庫,有充分的雨水供養,又沒有太多的人群和野獸活動,因此適合很多草藥生長。我們採集最多的是各種各樣的野菊花,大的如拳頭,小的如指頭,紅的鮮艷,白的潔淨,粉的羞怯,紫的高傲。
我在山上跑來跑去,看到這裡一團那裡一叢,一邊打鬧一邊採集,早忘了太陽的暴曬和肚子裡空空如野的飢餓,等到媽媽喊收工,走路回家的時候,才覺得饑寒交迫、疲累不堪。可媽媽還得將採集的草藥分類整理,攤平放在一個個竹篩子裡面準備第二天晾曬。每次都要等天黑了才能回家,吃上兩碗米飯,很快我就會爬上床呼呼大睡。
初中時代,我接觸醫學的機會又多了一項:遠近聞名的「眼醫」劉大衛將新房修在了我家側後,經常有十里八鄉的農民前來找他看眼睛,很快便讓我認識了好幾種常用的醫治眼病的「良藥」,如用來外敷的黃鱔牽牽(長條狀,生長在田邊)、星子豬草(呈六角狀圓形,不擇生長環境,路邊很多,踩都踩不死踩不滅),用來熏眼睛的野兔子糞便,可惜劉醫師把這些知識當作自己的「傳家寶」,不肯告訴我它們的學名,也從沒有讓我看到他一個完整的草藥方子。
其實,我的醫學知識,根本來源並不是跟隨媽媽和劉大衛的耳濡目染,而是閱讀那些在別人眼裡看來是「雜書」的醫學書籍:媽媽參加赤腳醫生培訓的教材同時也是我醫學知識的啟蒙,至今仍躺在老家書架上的那本一千多個頁碼的《赤腳醫生手冊》,我居然用一年多的時間從頭至尾都看了一遍,當時是記得很多東西的,雖然現在記得的已不多,但其中總有一些深植在了我的腦海之中。
琅琅上口的《湯頭歌訣》,我幾乎是把它當作古詩來讀的,有時媽媽記不准了,也會問問我「益氣聰明湯蔓荊,升葛參芪黃柏並」的下一句是什麼,我立馬能背出「再加芍藥炙甘草,耳聾目障服之清」來。
劉大衛家中的醫書比媽媽的還要多,他自己說是祖上傳下來的東西,全是線裝豎排不加標點的那種,我曾趁他外出的時候找他的小兒子劉興圓偷偷拿出來看過幾本。也許真是傳了好幾代的東西,沒有一本完整的,因此沒能記下任何一本的書名,而且因為是古文,不僅沒有標點,而且全是繁體,再加上醫學名詞我認得的並不多,能夠理解的更少,真正能讀懂、記住的實在微乎其微。
書籍和「偷師」之外,我深有感觸的是:「久病成良醫」確是民間醫學積澱和傳承的路子。我幼年時曾患慢性中耳炎,受條件所限,只能找赤腳醫生鄧集松打幾針青黴素了事,因此時好時壞,一直沒有斷根。了解一些醫學知識後,我便想找出一個根治的辦法來,這個方子很難找,沒有大醫院、大資本做背景,名貴的藥沒錢用,生僻的藥找不到,不認識的藥更不用嘗試,只能就地取材,我在浩瀚的書海中極力搜尋,生冷不忌,古今通覽,最後不知在哪本書中找到了一味可以用的草藥——松針葉。
沒有配伍,也沒有請教任何醫生,我悄悄地在一個清晨走上山頂,選了一棵高大筆直的松樹爬上去,在樹巔摘取了幾叢沾有露水的松針葉,拿回家裡清洗了一下,再找到一個煎熬中藥的瓦罐,把松針葉放進去,偷偷地用小火熬了大半天。倒出藥汁來喝了一口,那個苦呀,是我有生以來碰到的極致,可為了根治中耳炎,我還是皺着眉頭把小半碗藥汁全喝了下去。
遺憾的是,這藥並沒有什麼效果,加上實在是太苦,我試了一次就再沒有堅持下去,這病對我的人生也沒有造成多大的影響,只是在1989年參加軍校體檢的時候,我才知道幼年的病已經積累成「左耳鼓膜穿孔、右耳鼓膜腫脹」的結果,軍校沒讀成,聽力有沒有降低,卻因為沒有對比不知道結果如何。
真正讓我迫切地想要學醫的事情出現在1986年的冬天: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像往常一樣回到家裡,媽媽居然沒有像往常一樣在勞作,而是躺在床上一幅痛苦的樣子,弟弟妹妹站在床邊,眼角還掛着淚痕。看着媽媽強做微笑的模樣,我的眼淚一個勁地在眶眶里打轉,強忍着沒有流下來,哽咽着問:「姆媽,您這是怎麼了?」
「沒有什麼,就是最近身體有些不舒服,休息一下就會好的。豬我已經餵好了,等會你們仨自己做晚飯吃,吃飯後做完作業早點睡覺。」
聽到媽媽的話,我們兄妹離開床邊去弄飯吃,然後像往常一樣做作業、洗腳、睡覺。睡在床上,我卻怎麼也睡不着,隔壁房間裡,媽媽強忍着的呻吟,輾轉反側的響聲,不時傳進我的耳中,年幼的弟妹已經睡熟了,我卻不能無視這一切,又不敢起床去問媽媽,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想:媽媽到底是怎麼了?要怎樣才能解除她的痛苦?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爸爸和媽媽才告訴我們:媽媽患的是坐骨神經病,主要症狀就是疼痛難忍,找了很多的醫生看過,也用了不少的藥,卻一直不見好轉,想去長沙等地的大醫院看一看,聽說沒有熟人根本進不了門,等待的日子還要住賓館吃飯店,花費實在太大,只能忍痛放棄……
爸爸的話,在我年輕的心靈里栽了一根刺:省城是那樣的遙遠,醫學是那樣的神秘,媽媽是這樣的痛苦,卻找不到任何的辦法?!
苦挨是爸爸媽媽的選擇,或者說是一向好強的媽媽一個人的選擇,我不能反駁,但在心裡還是默默地尋找別的路子:我從任何能夠找到的醫學書籍中去查找,或捉摸症狀找方子,或通過新聞找辦法,或解讀古文找感覺,得出的結果不是被自己放棄,就是被父母否決;我想說服媽媽,和爸爸一起送她去長沙診治,她卻總是說「我們在那沒人靠,我們現在也沒錢」。
最後,我下定了決心:學醫!我現在正讀高三,馬上就要考大學了,湖南醫學院便是我的首選,雖然不能馬上解除媽媽的痛苦,但我相信醫學院裡一定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哪怕老師解決不了,我也可以到圖書館裡去找啊。
似乎像民國初期那些「棄醫從文」的名人一樣,我立下學醫的宏願,命運卻讓醫學最終和我無緣:1987年高考,我連預考都沒有通過。1988年高考,我好歹通過了預考,卻沒有上正式分數線,倒是超出了自費分數線一點點,爸爸甚至去了一趟長沙,托熟人找到湖南醫學院諮詢情況,帶回來的結論是:只要多交2萬元錢,就可以作為自費生入讀。
我離學醫是如此的近啊,可現實卻是百倍的殘酷,對於一年高中只要幾十元學費的我,對於每月工資只有七八十元的爸爸,對於還有弟妹正在讀書、媽媽輾轉病榻的家庭,2萬元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我終於離學醫的路越來越遠。
如今,還留存的,只有當時學醫的那一片初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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