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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1955 年 5 月，錢學森偶然讀到一本中國發行的《人民畫報》，裡面有一篇關於五一節的報道。一個熟悉的名字跳進他的眼中。
陳叔通。
錢學森一眼就認出來了，這是他的杭州老鄉，他父親的世交。更重要的信息是，陳叔通現在是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是有資格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的人。
他陷入了沉思。是不是可以搭上這條線，讓中國政府出手解救他於困局之中？可是要怎麼聯繫上陳叔通呢？直接寫信是不可能的，因為他至今仍然處於特工的監視之中。
那麼，只有曲線救國了。
錢學森想到，蔣英的妹妹住在比利時，可以把給陳叔通的信息隱秘地藏在寫給蔣英妹妹的信里，讓她收到後轉交國內。所以，只要能擺脫特工，把寄去比利時的信發出去……
於是，就發生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錢學森在信里寫道：「但是現在報紙上說中美交換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說謊謂中國學生願意回國者皆已放回，我們不免焦急。我政府千萬不可信他們的話，……這些人要回來，美國人是不能釋放的。當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說謊是騙不了的。然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請老先生原諒，請政府原諒！」
他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要看命運了。
不過錢學森當時並不知道，關心他的命運、決心要將他帶回中國的人比他以為的多得多，而推動此事背後的力量之巨大與信心之堅定，也將超出他的想象。
信順利地寄到了比利時，再安全地轉寄中國，到了陳叔通手上。不到一周，代表最高層的政務院副總理陳毅就掌握了錢學森的情況。
在此之前，錢學森的遭遇其實早就受到國內的關注。1950 年錢學森第一次被逮捕的時候，189 名中國科學家就聯名抗議過，中國外交部也一直在討論該怎麼辦。
現在，時機看來成熟了。中國政府決定借中美在瑞士日內瓦進行會談的機會解決錢學森的困境。
中國和美國為什麼要在這時候跑到日內瓦會談？
這是為了解決朝鮮戰爭遺留下來的雙方戰俘問題。當時，還有大約 155 個美國人滯留在中國，1954 年，中國同意和美國展開戰俘問題談判。美國希望釋放所有被監禁在中國的美國人，包括軍人和普通公民，中國則要求滯留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能夠被允許回國。
但美國對留美中國科學家的去留非常謹慎，生怕放走一個日後會給他們帶來危險的人。對於錢學森，他們更是清楚地了解他的分量有多重。
1954 年 6 月，日內瓦會議召開期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過一份電報給美國代表團，說司法部長已經允許想回大陸的中國留學生逐步離開，但是，「根據非正式的審查，國防部迄今只發現一個人不能離境」。
當然了，那就是錢學森。
不過，美國政府在國內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戰俘家屬紛紛呼籲政府盡最大努力讓他們的親人回國團聚。更何況，中國先後釋放了扣押的 15 個美軍飛行員，已經給足了誠意，該輪到美國表態了。
6 月 10 日，也許就是在錢學森避開 FBI 給陳叔通寫信那一天前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杜勒斯討論起了錢學森。艾森豪威爾說，應該讓所有中國人都回去。
杜勒斯說，有兩個人不能走，其中一個就是錢學森，因為他們都掌握非常高級的涉密信息。
艾森豪威爾說：「這不應該成為障礙。他們所掌握的信息現在已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有價值了。」
他這樣想也是合情合理。要知道，錢學森已經被排斥在機密項目之外快五年了，技術日新月異，他懂得的東西說不定早就過時了？
作為後人，我們不得不說，艾森豪威爾這個科學外行做出了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誤判。
對美國來說，這個誤判造就了一個可畏的對手。
這是後話。
既然總統發話了，國務卿也沒什麼好說的。就這樣，在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前夕，美國對是否釋放錢學森達成了原則意見。
錢學森，放！
1955 年 8 月 4 日，美國司法部簽署了同意錢學森返回中國的通知。
8 月 8 日，接到國內最高層指示的中國首席談判代表王炳南在會談中提起了錢學森。這是整個談判過程中提到的唯一一個有名有姓的人。
是的，錢學森就是這麼重要。
美國大使回答說：「美國政府已經做出同意錢學森回國的決定。」
在離美國和中國都有萬里之遙的日內瓦，錢學森終於被拉出命運的泥沼。離開美國，他將把自己的後半生投入不可知的未來，但無論如何，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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