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山灣,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山,但只要走出家門,入目的便是一串串的小山頭,青翠地環繞着同樣青綠的田野。
人類與森林天生就是近親,我的眼裡,除了人,最多的便是滿山的樹木,主要便是松樹和竹子,都是土生土長的品種,說不上名貴,但確實很耐用。
松樹的枝和葉,是我們農家最主要的柴火來源。
松枝是大柴火,一年裡,生產隊都安排兩次砍樹,或者整枝,大人們捆成很大的一捆擔回家,放到唇前屋後,靠牆壁晾上兩三個月,干透了便是冬天烤火的好材料,碰上來客的時候,為了趕時間,也會燒上一兩回。
松葉是小柴火,收集它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它會像人的頭髮一樣,不時的因乾枯而掉下來,我們就用葉扒去山上來回地犁,慢慢把一根根細小的松葉扒到一起,再挑回家備用。
為了扒松葉,我們經常在葉扒靠近扒齒的杆上掛上一些石塊、磚頭之類的重物,這樣只要拖着葉扒走,就能輕鬆地將散落在草叢中的松葉扒到一堆來。
到了初秋季節,高高的松樹上有很多松葉開始泛黃,但大風還沒有刮起來,葉梗也沒有干透,很少有自動落到地上草叢中的。我便會選擇一棵較大的松樹,嗖嗖地爬上去,或者用手使勁地搖晃那些松校,或者乾脆用小手把那些松葉一把一把地捋下來,一般來說,只要爬四五棵大樹就能收集到一籃子松葉。
竹山灣,據說竹子是比松樹還要多的,但經過「大煉鋼鐵」之後,只剩下房前屋後還有一些,家裡要是用得多了,還要到更遠的大山里去砍。
我們使用竹子的地方特別多:
勞動所用的籮筐、曬席、畚箕甚至尿桶紐子等,都是竹子製作的;生活所用的筷子、水勺、米筒、魚簍、豬菜籃子、葉扒等,還有下屋場前面堂屋裡那台老舊的碾子,其主要部件都是竹做的。
我偶爾還會用竹子做成簡易的魚竿,到院子前的藕塘里去釣魚;叔叔們用來抓魚捕魚的用具,基本上都是竹做的;那些十多歲的年輕長輩,有時候會做一兩個竹哨出來,讓全院子的小孩都圍着轉;至於製作一些竹弓箭、竹水槍之類,雖然外表粗糙,往往使用一兩天便會散架或者不見蹤影,大家都樂此不疲。
我們院子裡,大人們更是在「竹山」里長大的,雖然沒有一個專門走家串戶的篾匠,卻很少請匠人師傅來製作竹用具,如果十歲的時候還不能破篾織籃子,大家都會看不起的。
我雖然沒有正兒八經的學過篾活,但只要起一個頭,也是「能把籃子編到天上去」的,因此才能自豪地說:我是竹山灣的人。
伴隨我成長的,除了奶奶「爬樹莫爬尖尖樹」的告誡,還有四棵經常呆在一起的大樹:
我們的「母親樹」桂花樹,就生長在龍氏祠堂旁邊,解放後辦起了桂花小學。我五年的小學生涯里,它一直默默地站在那裡,在八九月的時候,還會散發出籠罩整個院子的芳香,卻從不曾對我們這些孩子說過一句話,哪怕我們這些頑皮的男孩一夥伙爬上去,在樹枝上盪鞦韆,或者用石頭土塊攻擊隱藏在枝葉間的「敵人」,它也不曾有過半句呻吟。奇怪的是,桂花小學辦校幾十年,它送走的小孩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以上,卻從沒有出現孩子從樹上摔下受傷了,或者在桂花樹下跌破了皮之類的事故的。
老一輩的人都說,它是「神樹」,護佑着整個龍氏宗族。從年歲上講,它比我爺爺的爺爺還要大,可它一直不見蒼老,龍氏祠堂興旺的時候,它不曾老,桂花小學大辦的時候,它也不曾老。直到二十一世紀,它才漸漸地露出了老態:桂花小學也慢慢被邊緣化,先是只辦四個年級,慢慢只剩下每年級一個班,直到只有十來個學生;這棵桂花樹,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被雷轟去了一半,從此佝僂着身影,支撐着日漸稀疏的枝葉,倔強地發出淡淡的芳香。
有一對母子梓樹,就長在我們老屋的正後方,爬上一個二三十米的緩坡,有一片幾畝地的小樹林,正是因為林子小,才顯得這母子倆是那樣的鶴立雞群。我問過爺爺,他說,在五八年大練鋼鐵之前,後山上高大的樹太多了,誰也不知道它倆是啥時候長出來的。
我對這兩棵母子樹記憶深刻,是因為它們陪伴了我整個童年時代,它們是「小後山」最高大的樹木,我的身體稍稍長大一點,幾乎每天都要去爬上一爬,有時爬的是母親,有時爬的是孩子。
梓樹不同於松樹,它的樹幹筆直光滑,中間沒有什麼枝椏可供借力,因此爬起來要比松樹艱難很多倍,再加上它們年歲也不是很高,樹皮還沒有風化,我開始試圖征服它們的時候,怎麼也沒能爬到頂點,有次還因手沒有抓穩而重重地摔了一跤,媽媽有段時間曾禁止我再去攀爬。可孩子們的心怎麼能夠管得住,媽媽每天要去生產隊掙工分,奶奶幾乎是放任我滿山跑,只要我不去水塘邊,他們大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知是什麼時候,也不知什麼原因,以什麼方式,這對母子悄悄地從那片林子裡消失了。幾十年後,我家老屋後面已經再沒有林子了,母子樹所在的那個地方,貫穿了一條村級水泥公路。其實,少年以後的我,就不曾見過它們。
在老屋右后角上,還有一棵高大茂密的稠樹,它的年歲應該長於那對梓樹母子,它的樹皮已經有點老化和開裂了。
由於枝葉茂密,老稠樹上有一個巨大的喜鵲窩,經常從樹枝中間傳來嘰嘰喳喳的聲音,在我三四歲時,一個秋天的下午,一班少年人聚在了樹下,這些十多歲的兄弟叔侄們,說要把這個窩摘下來做柴火,特別躍躍欲試的,有上屋場二伯、三伯各自的二兒子,喊我「老輩爺」的明佬佬,我的晚叔也在場,只是他一向膽小老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爭着往樹邊搶位置;我們年幼一班的,也有四五個圍在樹腳下的外面一圈看熱鬧。
第一個嘗試的是明佬佬,他的身材有點胖,才爬了三五下就動不了,嘗試了兩次,沒有辦法只能站到外圈來;
上屋場二伯的二兒子馬上占到了樹幹,他爬了好幾次,每次都在近三分之一處敗了下來,那地方有一個突起的枝節,手腳不能同時用力,他試了幾次都沒突破這個難關。有一次,眼看着他雙手抓住了上面的樹幹,雙腳圈住下面的樹幹猛地一蹬,「咔」的一聲,人沒爬上去,還把褲腰帶掙斷了。他馬上搓了一根長長的草繩,在腰間扎了兩圈,往手心吐了兩口唾沫,抓住樹幹繼續衝鋒,但草繩也不管用,在突起的部位一用力,還是斷了。
最後爬上去的是上層場三伯的二兒子,托三伯在煤礦吃「國家糧」的福,他系了一根時尚的黃帆布腰帶,只經過兩次嘗試,便爬上這棵大家都只能仰望的大碉樹。
在樹枝的中間,隱約能看到堂兄飛快地攀爬,停在一個巨大的黑影處,用力推揉着,將整個喜鵲窩扒拉了下來,一兩尺長的大小樹枝,不斷地往下掉,足足用畚箕裝了兩大擔,而且都堆砌到了頂部的「嗓子眼」上。
此後多年,這棵稠樹挺過了煙熏火烤(有次孩子們玩耍,曾把樹下的草堆點着了),卻挺不過社員們的刀斧相加,在我讀高中的時候,院子裡的人把它砍倒,鋸成板子分給了各家,我家也得了幾塊,請木匠師傅打造了四條紅木長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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